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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论道:推动校企合作多元化、产研求同存异,共同助力科技自强
2020-11-29 阅读量:410 小字



当前,许多区域行业在逆全球化的形势中受到冲击,其中,以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企业尤重。同时很多国外校企合作已中断,需要国内校企共同度过难关,助力科技自强。目前国内腾讯犀牛鸟、阿里AIR、华为HIRP校企合作项目已经初具规模和影响。2020年7月,华为任正非带队三天访问四所大学,释放了继续加大校企合作力度的信号;2020年9月,中科院提出“我们把美国‘卡脖子’的清单变成我们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2020年11月,华为提出“要正确认识科技创新的内涵,国内顶尖大学不要过度关注眼前工程与应用技术‘卡脖子’方面的困难,要专注在基础科学研究‘向上捅破天’。”


为此,11月28日下午,CCF YOCSEF深圳观点论坛在腾讯滨海大厦如期举办,本次论坛主题为: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校企合作,如何助力科技自强?以逆全球化为背景,通过对现有产学模式、存在问题的剖析,深入探讨产学合作未来将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本次校企论坛,邀请了来自大湾区本土的高等院校的老师代表和企业界代表。老师代表分别是来自深圳大学的王毅、彭小刚、冯禹洪、陈小军,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张进,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蔡玮,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的夏文;企业代表分别是腾讯的陈伟、邸欣晨、张伟鹏,微众的张天豫,浪潮的苏楠,宝德的常永玲,OPPO的莫磊一行及椭圆方程的周伟峰。


腾讯公司高校合作专家陈伟、深圳大学副教授彭小刚(原国际合作部副部长)、浪潮存储架构师和存储校企合作接口人苏楠、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蔡玮担任引导嘉宾;腾讯公司产学合作经理,CCF YOCSEF深圳学术秘书张伟鹏、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CCF YOCSEF深圳AC委员夏文是本次论坛的执行主席,微众银行张天豫担任线上主席。


在引导发言环节,陈伟作了《腾讯犀牛鸟计划及未来产学合作探索》的报告。报告分别介绍了CCF-腾讯犀牛鸟基金发展概况和犀牛鸟专项研究计划目前关注的重点领域和深度合作对象,以及联合实验室合作的国内重点院校情况。同时,报告中介绍目前正在搭建的社区化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平台——腾讯Wiz,提出了对未来校企合作模式的探索和思考。



彭小刚分享了《校企合作的要点和案例探讨》的报告,提出“校企合作”需企业重视发展布局,学校关注自身发展需求,以问题为导向,以务实合作为基础,寻找真正的痛点,将校企资源共享才能获得共赢。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技术封锁、流动封锁、形式封锁等难题提出相对的应变之道。



苏楠分享了《多元化校企合作》的报告,主要介绍浪潮集团的存储联盟、开放基金、存储工程技术中心、国家,行业标准推动和信息服务平台的六种校企合作模式和合作范围,以及这些校企合作背后取得的成果。



蔡玮分享了《从高校青年教师角度看如何寻找校企合作的机会》的报告,阐明大型企业和青年教师双方的需求,深入浅出地引出了校企合作的机会和优势所在。提出高校应多参与比赛和工业界评奖以寻觅合作契机,呼吁产业界设立更开放包容的探索性基金,对于年轻教授群体进行更多资源分配。





议题一:逆全球化形势下,校企合作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否成为破解卡脖子局面的关键?与会嘉宾们就这一议题进行热烈讨论。


有的嘉宾认为疫情后,校企合作中,国内的教授得到更多青睐,虽仍背负一定科研指标,国内教授获得更多平等学术交流的机会。有的嘉宾认为国内高校资源有限,有“顶破天”的能力水平是破解“卡脖子”局面的前提。因此,高校不足以与企业进行对比研究,对于大方向的实际研究,企业的资源将优于高校,应由企业承担。


陈伟指出校企合作中的技术研究是需要分层次,寻找校企合作中科研工作平衡点,而非将两者分离,分别只盯准“顶破天”和“卡脖子”的任务。首先,只有在拥有一定自由度的前提下,高校学者才能花精力专注前沿探索,但也要考虑成果的转化落地,为经济和产业服务。在校企合作中,企业应改变过去单纯注重成果落地的想法,允许校方从事创意科研,减少校企双方在合作中的分歧。当契机出现,校企合作就能更高效为破局助力。

王毅认为这是一个目标导向的问题,目标如果聚焦到到个人情况下,会有一定的偏差。首先人的精力有限,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一个地方,不能很好兼顾两个方面的问题。其次,企业的资源也有限,会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有限的人身上。评审专家往往会先去参考研究背景,但背景大多数场景下是没有意义的,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评审专家先入为主的观念会影响最终的决定,可能无法达到预先的目的。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与其分配给已经拥有名利的专家,尽量多给年轻教授一些机会,可能会比较好地解决问题。



苏楠认为很多公司会选择与成熟的高校团队合作,会给他们一些有深度的课题,而对青年老师则会给一些省、市级的课题,这也是企业扶持青年老师的一种方式。关于技术外包的问题,从投入产出比来说,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外包给公司,企业人员比较固定,会有充足的时间去做开发。但是对于分配给高校的研究上,企业不会设定条条框框而限制高校的研究,但常常会给出一个总体的目标,把握研究的大方向。


蔡玮认为在技术领域,很多成熟技术的新玩法也算是一种“捅破天”。比如说抖音。所以说企业也是很欢迎这种东西的,但是企业不一定有足够的资金去cover捅破天技术的研究成本。校企合作应该是倾向于捅破天,但是应侧重的是能够实际落地,能够形成收益的东西。对于“捅破天”问题,我们一直强调难度而忽视了其他角度的“捅破天”。从文化输出层面,无论电影行业和游戏行业都能传输我们的价值观,如果能让青年意识到我们的价值也不错,这也算是一类“捅破天”的问题。

陈小军认为校企合作的研究策略是要做一个新一点的东西,但是很多项目都要落地产出,是要让企业去应用的。如果没有落地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个项目可能很难有实际产出。



周伟峰认为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我们指哪打哪,这是需要一个更高维度的人去指导这个事情。最终聚焦的问题可以看成产品和技术落地的问题。一个从领导的过程,到后续的从0到N。校企最重要的就是要分好工。第二个是怎么合作,短期合作还是长期合作,以及如何达到共赢、创新,成立传统的创立实验室还是只聚焦课题合作等等。小企业是点位打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对设备创造价值很大,可变动性高。但对于底层技术层面,应该交给高校和科研院所来进行。把核心技术转换为底层产品类,给到企业做二次开发,企业由于本身条件限制,是做不了底层研究的。企业拥有的优势在于做产品的思维和策略。因为企业经常做的是衔接不同市场的需求,所以需要和高校合作共赢。





议题二:校企合作应该侧重“顶破天”等前沿探索,还是“卡脖子”清单等技术落地?


陈伟认为捅破天就是要捅破天花板,某些技术比如光刻机,如果这个天也捅不破,怎么捅下一个天,捅破每一个天都是有意义的。

张进指出捅破天到底是要做什么?什么更适合产学合作?大型企业比较适合投入自由探索的项目,当然他们也会将重心放在落地技术上。作为高校,我们合作过的企业中,我们双方都有特定目的的项目,应对实际的场景,但是没有明确的指标。高校人士会觉得这个合作很有趣。我们可以探索新的东西,对于高校而言很有吸引力。做demo是学校的事情,而后续做到产品层级的事情,应该是企业来进行。



苏楠认为,对于企业来说不管合作什么课题,肯定要有验收环节。有验收就需要有指标衡量目标和达到的成果,才能认可这个项目最终结果。如何在前沿性探索中提出较合适的量化指标是关键。企业的确不应该把产业化的东西交给高校进行,而应该把探索类的事情交给高校来进行,达到探索的目的。对于指标而言,不用只局限在数字上,也有可能是一种模式、一类架构、一个功能或某种可行方案,都可作为指标。这种指标不一定是达到什么性能,后续的指标制定可以高校和企业共同探讨。


邸欣晨认为,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工程类的很多合作都是要求落地,而刚才老师们很多提到探索,这两者感觉是有矛盾的。另外就是“捅破天”和“卡脖子”的问题,很多技术在企业是没有先见性的,所以比较适合在高校来进展。

常永玲认为,从企业来讲,要分阶段,分节奏地解决问题。企业发展还在实现小康过程中,会优先选择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如果公司实力更强,就会进一步探索从来没有尝试的问题,尤其是在领域前沿。我们公司目前也会分开进行尝试,对硬件做探索创新,更关键还是做产品落地化的问题。



张伟鹏认为校企合作双方的诉求就在谈成的合作里,合作最重要的是最终能实现项目落地。应该侧重“捅破天”还是“卡脖子”要看合作的企业方,如果是跟大型企业合作比如华为,就可以去做捅破天的研究,但如果是和中小企业合作的话,可能就要以解决当前企业遇到的问题并以技术落地为目标。



论坛上也有的嘉宾认为要做“顶破天”的前沿技术探索还是专注“卡脖子”问题,不同企业需求并不一致。如果是对已有技术,企业并不倾向于投入太多资源在“捅破天”层面,而是倾向投入到对实际生存造成威胁的“卡脖子”问题上。也有嘉宾认为校企合作中,“捅破天”和“卡脖子”并不对立,校企合作讲求的是引导和分工,比如高校负责底层技术,企业负责衔接市场需求,转换底层和核心的技术为底层产品,为经济和产业服务,让校企合作达到共赢的目的等。当然,也有嘉宾认为“捅破天”显然更为重要,毕竟国家发展到现在,为何遭遇“卡脖子”问题,正是因为具备了让他国畏惧的实力,才有其他国家为了避免威胁而来“卡脖子”。能够把科研技术做到“顶破天”,不再被人轻易卡脖子才是校企合作的长远目标。





议题三:拜杜法案、Stanford 校企合作模式等是否适用于新形势下的大湾区?给我们有哪些借鉴意义?与会嘉宾们各抒己见。


冯禹洪介绍了深大学生创业的成功案例,认为目前深圳大学的环境和大湾区很相似,然而高校体制层面仍需完善,目前国内教授在校发展情况相对局限,Stanford模式可以借鉴但意义不大,因为Stanford学校本身是比较特殊的。有的嘉宾则强调,Stanford模式借鉴对高校而言是好事,学术研究环境变好的同时还能吸引更多国外的人才回归国内。



陈小军指出这几年虽然比较困难,但是相信国人一样可以,我们肯定可以迈过类似的坎儿,自己成为引路人。企业会出资做探索性工作,这是十几年前很难想象的。这些年来,情况在慢慢改变,这是解决后面卡脖子问题。年轻人要看到这点才能做出更好的工作。


王毅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好时代。为什么以前不卡我们的脖子现在卡?因为我们的实力可以和他们对抗了。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这是一个时代发展过程。像以前,我们的想法是跟得上就好,现在我们不仅仅要跟上,还要超越,还要赶在最前面。现有的制度包括技术,我们已有很好的成果。举例子,一类叫前沿探索,放开手脚,大胆创造。这方面高校老师可以多做尝试,多做捅破天。而对于企业产品呢,那就要求实打实做出来,做到符合指标要求。现在的制度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张进认为校企合作主要看学校,老师有无动力和企业拿项目,学校对这个事情有多鼓励,如果学校以项目和paper为考核指标,但是对于深圳不太差钱的学校,就不会那么注重校企合作。第二是老师和学生有没有必要创业?部分老师在外创业还是可以的。斯坦福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就算是香港和新加坡的高校也没有真的花时间和精力去把校企合作做大。



最后,夏文对论坛进行了总结,CCF YOCSEF深圳观点论坛圆满结束,与会嘉宾们意犹未尽,仍就逆全球化背景下,校企合作如何助力科研这一话题提出更加广泛而深远的思考。期待之后YOCSEF 能有更多关于校企合作的观点论坛,有更加精彩的观点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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