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CSEF广州于2005年12月9日（星期五）下午14:00 -17:00在珠海南方软件园会议中心A2－208举行《软件设计人才培养模式》论坛，此次活动由YOCSEF广州主办，包括计算机世界、广东软件、电脑商报的多个媒体参加了本次论坛。

执行主席为黄跃珍和熊伟。演讲部分由广东软件行业协会软件与集成电路设计人才教育分会会长杨利主持，自由讨论部分由委员臧根林主持。来自相关政府主管部门领导、泛珠三角地区以及港澳地区知名电子信息企业代表、多家高校软件学院负责人、学者和专家以及相关媒体100多人出席了论坛。本次论坛共同探讨我国当前软件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前景、问题和解决方案。

生存在于适应力——微软（中国）公司胡锐博士

微软每年会招收很多大学毕业生，因为他们比较年轻，没有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可塑性强，但是他们在行业知识上也存在一定的距离。对于软件人才的塑造，微软会采取两个方法——Agile和Waterfall。微软认为，能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壮和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于环境变化的。微软的团队都很小，基本就10人左右，这跟学校学习的原则不太一样，需要“精”的人才。另外，在培养开发人员时，都会将他们集中在一起，当地方不够的时候，就移到实验室。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微软觉得相互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人才要成长，胡博士提供了几种建议：the journey developer、the expert developer和the managing developer。对于新员工来说，One-one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每周一次，或者半月一次，具体频率可以根据企业自己的需要安排。新员工在刚进入企业之后的一个月内，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任务培训，他就会成长得很快。因为在学校里是不具备成长经验的环境的，但在企业里，这种经验是必须的。

大力培养高端人才——东软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长方发和

就东软自身的经验来说，不管是做软件产品或者提供软件服务，最重要的是人才。中国目前大概有70万以上的软件工程师，每年从高校毕业的软件人才大概有四、五万。但为什么企业还是觉得人才不足？全球的外包市场很大。目前全世界外包的份额大约有1000亿。在最新的一份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菲律宾、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吸引力最大的新兴外包地区。中国也应该走出自己的模式来。在良机面前，国内软件人才短缺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尤其在高端领域，比如软件架构师、项目经理等等高端的管理人才，能够跟客户直接的沟通、能够把客户模糊的商业需求转换成一个具体的软件开发规格的人才非常欠缺。当然，低层、基层的软件开发人员还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更重要培育“T”型人才，除了扎实的基础知识，专业深入的技术技能外，更重要是要有实践的经验。软件外包需要全面的，不止是低端的蓝领，更重要的是高级人才的培养，形成阶梯性的人才结构。

方总认为,要着重发展的有几类人才，一是管理人才，提高整个管理水平；第二个是软件工程师，不是光程序员而已，怎样做需求、怎样做项目，需要执行人员具有优秀的经验和沟通能力。培养面向外包的人才事实上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借助国外留学的“海归”，还有跟国外顶级的公司的合作，培育更多的人才。

做软件要耐得住寂寞——惠联无限总裁董志峰

董先生给在座的大学生提了个建议,那就是有些路是必须要走，毫无捷径可绕的。比如语言是第一个。语言不只是能读，还要上一个台阶，写出来的文档，不仅内部人能读懂，外面的人也要读懂。第二个是坚持。在国内，很难找到在行业内做了10年以上的人才，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例如角色的改变等等。但如果做的时间不长，就很难悟出道理。第三是缺乏系统性的视野。没有系统性的视野会导致对整体了解不够。

要熬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到达行业的高层次，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首先要热情、执着、耐得住寂寞。其次是要拥有扎实的基本功训练，通过大量的实践，不断的磨练技巧，积累经验。第三个是开阔眼界，培养悟性，举一反三，积累全局和系统构架经验，提升设计能力。其实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如何运用这些工具需要悟性。最后是明确目标，踏踏实实，从量变到质变。

目前政府在积极鼓励软件行业的发展，但很多客户对软件服务的价值还不是很认同。软件要有市场化，无论政府、企业，都要创造出这种环境，让大家知道所谓知识的价值。政府要建立一个产业链，创造一个能自我完善的生态环境，整个行业才能兴旺起来。

以国际标准规范中国市场——太平洋投资公司总裁唐仪

唐总认为,美国软件行业跟中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在美国，IT的应用是非常庞大的。而在中国，软件人才流动比较快，这和报酬、待遇有一定的关系。其次，美国的软件工程师在系统化、标准化、专业化方面是非常强的。但是在中国，很多大学毕业的软件人才就像艺术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中国在流程方面也比较薄弱。中国如果想在外包市场取得更高的份额，就必须讲究软件系统化的流程，把软件工程当作一个工程来管理。另外，在可用性、可靠性、测试方面的时间花费，美国、印度等国家比中国要多很多。美国在功能编写方面仅占整个软件的20％的比重，其他的工作量就是对产品的可用性、可靠性进行测试。

经济一体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一方面全球资讯非常透明，美国和中国的软件开发中心可以进行及时的沟通；另一方面很多跨国公司已经进入到中国公司，他们在中国运营的时候，会很开放的考虑外包。

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如果开发独立的软件，就很容易被人拷贝。但盛大、网易在中国成功盈利，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模式，不光是靠一张张光碟去卖钱，而是靠用量来收费。这种不同的收费模式可以帮中国的软件市场制造出新的机会。

软件的民族性——金蝶公司副总裁曾良

曾良在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美国念MBA，回国之后就在金蝶工作。工作多年之后发现，一个国家的软件行业的发展，跟国家民族的风格是有关系的。

比如印度。印度教和佛教的信徒占了印度人口的绝大部分，道德感已深入印度人的血脉，人民恪守规范，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都很快乐。其次，印度人心态执着，一旦涉足软件行业，就视其为终生职业。和中国不同，印度的软件人才结构非常合理，形成了“项目经理－系统分析员－软件工程师－具体程序员”的人才结构。因此他们可以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大规模软件人才培养。

作为应用软件的世界研发中心之一的以色列，有很多犹太裔工程师在美国软件产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过了5000年的文明传承和漫长而慎重的苦难，犹太民族对教育高度重视，族人又具有天生的商业头脑与卓越智慧。他们特别讲究民族团结，恩怨分明。因此以色列软件人才的特点是能善于抓住可预见的国际市场需求，快速开发出各种“新颖、实用合理和有创造”的软件产品。较低的人员流动率，也有利于产品开发的连续性和高质量。

至于第一大软件帝国美国，它是一个移民国家，民族性格比较复杂，多元丰富、兼收并蓄，竞争意识、平等机遇、个人创新、自我依赖、乐观态度等等。他们能容纳世界各国的软件精英，在商业利益驱动技术发展的环境下，软件人才具备高度的市场敏感性，勇于创新并善于创新。微软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在软件人才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我们虽然拥有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但缺乏软件企业管理人才和软件营销人才；我国在大型软件整体开发和设计方面的能力很低；大量高分低能的软件相关专业毕业生正不断进入市场。这众多严峻的问题，到底是因为我们缺乏团队合作精神，还是传统应试教育机制和结构性失衡？还是在现实中太过于重义理、轻利益？都值得认真思考。

在讨论阶段，来自国内外著名软件企业和相关机构的就嘉宾就软件人才如何培养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精彩的思想碰撞不仅为供需双方提供了直接的沟通平台，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YOCSEF广州供稿        

2005年12月9日